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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新闻记者 喻言 马嘉豪
“绝对没有想过放弃，只要我认定了她，我就会不离不弃……”在重庆的街头，一对夫妻彼此陪伴，虽然两人收入不多，生活也算不上富裕，但两人对对方却是“满心满眼”。
62岁的李奉元是在重庆讨生活的“棒棒”，他的妻子身患多种疾病，长期需要吃药维持。虽然生活拮据，但他们始终坚定地陪伴着对方。
“棒棒”也叫挑夫，是指以一根竹棒或扁担、绳索为工具，在重庆市区从事体力搬运工作的临时搬运工作，终日爬坡上坎，是山城独有的文化符号。
当“棒棒”31年，讨生活就是为照顾生病妻子
盛夏的重庆，即使是早晨，太阳也依旧“毒辣”，炙烤着每个行人。
在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地铁站3号出入口外，“棒棒”李奉元和工友们坐在阴凉处的台阶上，等待“活路”（工活）上门。
62岁的李奉元是四川广安人，来重庆当“棒棒”已经有31年。因为年龄较大且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，坐在一众工友中间，他的身形显得格外干瘦。
“莫看我年纪大了，力气还是可以，一次挑200斤没问题，上下楼啥的都可以。”李奉元说，一次搬运5元、10元至多上百元，只要有“活路”他就干，既要照顾妻子陶大姐，又要讨生活。
李奉元和妻子陶大姐。
陶大姐比李奉元小3岁，两人同是广安恒升镇人。“我老婆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和脑部囊肿，行动不便，上班也不太方便。”李奉元告诉封面新闻记者，1985年，两人经人介绍相识，两年后便结为夫妻。
“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有病，行动不便，但是当时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太好，既然结了婚，那我就认定她了，有病我就一辈子照顾。”李奉元说，刚结婚那几年，妻子还可以自己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，但随着孩子出生，以及妻子病情加重，很多事就没法单独完成。
1994年，李奉元带着妻子来重庆治病。“我没有文化，只有干体力活儿，再加上要照顾妻子，做‘棒棒’合适一些，比较灵活。”李奉元说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从四川和重庆周边农村来的“棒棒”很多，只要肯干，多少可以赚些钱。
彼时，夫妻俩除开日常生活开销及给陶大姐看病，还能剩一部分寄回老家用。
就这样，李奉元在重庆下力当“棒棒”，陶大姐也陪着丈夫在重庆到处奔波。两个人在重庆的相濡以沫就是31年。
李奉元。
“棒棒”工作虽苦，但为了妻子会一直坚持
就像最近这次的活，李奉元和工友一大早就来到雇主家中。当天，他们要为一个90多岁的老婆婆搬家。
“不太远，就几百米的距离，从重庆大学B区幼儿园附近搬到游泳池附近的家属楼。”回答着记者的问话，李奉元手中的活儿一点没停。不一会，他就打包好了一大包物品，紧接着又是下一包。
打包完，李奉元和工友两人又将这些物品结实地码在板车上，方便搬运……就这样，两人来来回回三四趟。
正在为雇主搬家的李奉元。
这次的活，李奉元需要花一上午时间，但每人可以拿到300元的搬运费。
“300块钱不少了，基本可以抵一周的收入，而且还是雇主主动给我打的电话喊我过来。”李奉元说，自己在重庆大学附近跑活31年，附近有不少老主顾，许多老主顾也会直接打电话，指名找他搬运东西。这个90多岁的老婆婆就是他的老主顾之一。
虽然有着老主顾们的照顾，但是“棒棒”这个职业落寞带来的收入急剧减少也是无法避免的，包括李奉元在内的“棒棒”们，渐渐“失业”了。
“现在都没有什么活儿干，一是天气热了大家都不出来了，二是家家户户都有车，大件搬运也有专门的配送，找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。”李奉元告诉记者，自己每个月也就两三千元的收入，加上妻子每个月的残疾补助和低保430元，加起来大概3000元。“除去租房和生活的必要开支，剩余的几乎都用于陶大姐的治疗和药品。”
妻子的病情近几年也愈发严重，除了从小就患有的小儿麻痹症和脑部囊肿，现在，陶大姐还患上了高血压、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，也需要长期吃大量的药物维持。
李奉元的棒棒和陶大姐的拐杖。
在他们租住的一室一厅老房子里，陶大姐的药摆在餐桌上最显眼的位置，药品的日期几乎也是新的。而在距离餐桌不到一米远的门外楼梯间，摆着陪伴李奉元20多年的老家伙——棒棒、板车等工具。
赚钱养家、照顾妻子……在外干完活儿回到家后，李奉元还要帮着处理家务事，对于这样的生活他也已经习惯。
“孩子长大了，但他的家庭压力大，也帮不了我们太多，现在这样就很好了，我也就不觉得累，她要出门治病、闲逛，我就放下工作陪她一起。”李奉元说，生活一方面，但夫妻俩谁也不会离开谁。
“只要我认定、认可了她，我就会不离不弃。我现在还想多赚一些钱，给我老婆治病。”李奉元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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