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星资本局7月8日消息，近日，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份终审民事判决书显示，某银行支行一名负责人为了完成基金销售任务，请朋友帮忙“购买指定基金”，并出具“包盈亏”承诺，然而，第二次交易出现大幅亏损后，双方对簿公堂。
该案先后经过两次审理，法院认为，该名负责人在基金购买过程中提供购买代码、出具“承诺”、提前支付部分费用等方式明显超出了一般推荐、引导购买范围，且其出具“承诺”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相关规定。最终，法院认定该名负责人需要承担购买基金造成损失的70%责任。
两次让朋友购买指定基金
第一次赚了3万多，第二次亏了近60万
判决书显示，原告何某刚与被告郭某萍系朋友关系，二人住所均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。郭某萍原系某银行城南支行的负责人，在任职期间，为了完成基金销售任务，请何某刚帮忙按照其指示购买指定基金。
2023年1月18日，郭某萍向何某刚出具协议，载明“银行包盈亏，包手续费。如有购买本基金出现风险，由城南支行承担。按理财收益3%，百分之三。”次日，何某刚通过手机银行APP申购基金600万元，于2023年2月17日赎回基金603.23万元。
截图自裁判文书网
不久后，2023年2月23日，郭某萍再次请何某刚帮忙购买指定基金，向何某刚发送微信消息：“006604”“何总辛苦了”“400万”。何某刚收取了一笔30000元、一笔20000元的微信转账，并通过手机银行APP购买了嘉实消费精选股票A（代码为“006604”）的基金400万元，同时向郭某萍发送基金购买申请已受理截图的微信消息。
之后，郭某萍继续向何某刚出具承诺，载明：“何某刚帮城南支行（某）购买基金肆佰万元，代码006604，本行包盈亏，包手续费，一个月内结算。如购买本基金出现风险由城南支行承担。按理财的年收入3%。”该承诺书载明的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。
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郭某萍两次请求何某刚帮忙购买指定基金产品共计1000万元，尽管第一次赚到了钱，但第二次购买的基金很快就出现了亏损，这也成为二人矛盾的根源。
2023年4月14日，何某刚在微信上向郭某萍发送所购基金实时详情，称“怎么办，我被你害了”，郭某萍回复“这周涨了”。一周后，何某刚又向郭某萍发送所购基金实时详情，对方回复“何总放心吧，会涨回来的”。
2023年5月11日，何某刚又发去消息：“我几天困（睡）不了觉，你害你最好朋友，你要你们银行把你签协议书盖个章，这样亏下去，谁也承担不了。”郭某萍回复，“会涨的，放心吧。”
之后一段时间，何某刚反复催促郭某萍要说法未果，于2023年8月2日自行赎回了所购基金。交易详情显示：卖出嘉实消费精选股票A，确认净值1.7536，确认份额195.79万份，确认金额341.62万元，手续费17167.03元。
2023年8月4日，何某刚向郭某萍发去微信，要求对方将自己的亏损补上，“我给你帮忙帮个祸，亏损不及时补。”“帮你忙完成代赎基金任务亏583759.21元，你赶紧落实还给我。”
因赔偿纠纷，何某刚将郭某萍及其任职的某银行城南支行一同诉至法院。
违反销售理财产品规定出具“承诺”
被判承担70%的亏损
一审法院认为，何某刚系通过电子渠道购买基金，某银行当庭演示的本案诉争基金产品的购买页面，可证明某银行已对产品信息进行详尽展示，明确了交易规则及某银行作为代销机构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、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等内容。因此，可以认定何某刚购买基金产品的过程符合相关规范，某银行网络销售过程本身符合适当性原则。
此外，何某刚购买案涉基金系基于朋友关系的帮忙，书面承诺系郭某萍为完成基金销售任务而出具。郭某萍作为当时某银行城南支行的负责人，其职权范围通常限于支行内部，对外不代表整个银行法人，该书面承诺也未加盖某银行城南支行公章，事后也未取得某银行城南支行的追认，故对某银行城南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，被告某银行城南支行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。
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被告某银行城南支行也曾辩称，郭某萍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，而不是职务行为，且郭某萍做出承诺的动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，完成自己在单位的业绩，某银行城南支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不存在过错。
综合考虑案涉基金系由郭某萍选定，郭某萍出具购买基金包盈亏的承诺对何某刚购买基金的影响力大小、何某刚作为具备一定投资经验的消费者、事先收取5万元款项等情况，法院确定何某刚购买上述基金造成的损失由郭某萍承担70%的责任，何某刚自行承担30%的责任。
具体来看，基金损失为58.38万元，郭某萍应承担的基金损失为40.86万元。考虑到郭某萍事先支付的部分款项，还应向何某刚支付基金损失28.86万元及利息。
一审判决后，郭某萍提起上诉，并于二审期间提交了“市分行营业部2022-2023年个金业务跨年度营销活动（复印件）”一份，不过因无法核对真实性，二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。
二审法院认为，郭某萍出具“承诺”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相关规定，对金融机构不产生法律约束力，并不代表其“承诺”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没有法律效力。同时，从事实来看，何某刚购买基金代码、数额、时间均与郭某萍提出的要求完全相符，且郭某萍在基金购买过程中提供购买代码、出具“承诺”、提前支付部分费用等方式明显超出了一般推荐、引导购买范围，是何某刚购买指定基金的重要推力和原因。
最终，二审法院认为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故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红星新闻记者蒋紫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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